布鲁诺因坚持宇宙无限论和异端哲学观点，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；

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，被终身软禁，若非托斯卡纳大公的周旋，也早就被处死了。

在政治上庇护与审查一体两面，学者和艺术家的“自由”高度依赖贵族、富商或教皇的个人庇护。

庇护人提供资金和保护，但也控制着创作主题和观点。

所谓的文艺复兴只是论和探索的灰色地带被拓宽了一些，又或者在一个地方被禁止的思想家，可能逃往另一个相对宽松的地区。

文艺复兴的伟大，不在于它实现了自由，而在于它在坚冰上凿出了裂缝。

如今大明皇帝和大明的科研环境与欧洲相比，宽松的不是一点半点。

资金，就算是他们的庇护人给他们提供了资金，但绝不会提供无限量的资金，他们的资助是一种高度理性、带有明确期望的投资或交易。

米开朗基罗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冲突、达?芬奇频繁更换庇护人，都体现了这种不稳定性。

庇护人的出发点是基于声誉与不朽、实用知识与服务、经济利益、宗教与道德资本等等综合因素。

伽利略的悲哀是当他的科学发现触碰到教廷（其终极庇护人）的神学核心时，保护瞬间转化为镇压。

因此，庇护制度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是文艺复兴得以发生的发动机，也是束缚思想真正自由的金丝笼。

可在大明这里，没有这么一说，几近无限量的研究资金、学术上的自由、没有官方这种外行的干扰等等，这些都是一名科研人员最为喜欢的。

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大明皇帝在骗他们，能总结出来的人才、科技、创新三大因素的皇就说明了皇帝对科研上的深刻认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