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天虎案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，闻哲已将目光投向了书院街改造的核心筹划工作。

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室的白板上，一张长宁书院的老地图被反复标注，红笔圈出的“书院街”三个字，在灯光下格外醒目。闻哲指尖点着地图边缘泛黄的街巷名称，对围坐的众人说：

“书院街不是普通的老街区，它是长宁书院内涵的一个外延，所以，筹划必须抱着‘修旧如旧、守脉续魂’的心思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参会的人里，既有市住建局的规划团队，也有从省古建筑研究院请来的专家，还有刚走马上任的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魏敬武，也有市文联的副主席王伯石。

魏敬武的精神态度非常不错，高天虎的事对他没有很大的影响，只是到纪委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了。而他把堂兄和外甥的思想工作做通，带来了不少老街商户的实际诉求，求到门下的人也多了。一改往日门前冷落的局面，让他很是受用。

此时魏敬武便接过话头，说：

“闻市长说得对，老街的商户最在意‘烟火气’。上次我去敬仁书店，魏敬仁翻出他爷爷传下来的账本，说民国时书店门口就有茶摊，学生们看书累了就凑着喝茶论道，这种味道不能丢。我的爷爷同魏敬仁的爷爷是同胞兄弟。”

闻哲点点头，对王伯石说：

“王主席，您深耕地方史多年，就请给我们讲讲长宁书院同书院街的渊源，也好让咱们的筹划更有根脉可循。”

王伯石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，从随身的提包里掏出一本线装的《长宁书院志》，翻到夹着书签的一页，说：

“先说说我参加这次会的感受吧。好久没有在这样的场合，谈过文化与历史了。我发句牢骚，现在像我这样的文化人，有几个人真正看的起的？现在注重的是gdp、是经济发展，是有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事情。我们基本上被边缘的就差回家吃老米了。这还得说是闻市长，不但自己是个大才子，而且在运用、推广传统文化上，确实懂文化！”

闻哲哈哈一笑，说：

“王主席重了，就不要夸奖我个人了。文化事业是千秋事业，也是福被万代的事。我们都要有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行。不过王主席这番话，让我想起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写的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’，其实放到书院与老街的关系上，也有相通之处。书院是‘庙堂之高’的文脉传承，教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；而书院街是‘江湖之远’的民生烟火，藏的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根基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白板前的老地图旁，指着书院与老街相连的区域，说：

“当年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，不是为了称颂楼阁之美，而是借楼抒怀，谈的是为官者的初心与担当。我们今天修复书院街，也不是为了建一处供人参观的景点，而是要让书院的文脉‘活’在烟火里，让孩子们能在书店里读线装书，让街坊们能在老槐树下聊家常，让学子们能看到当年先辈投笔从戎的印记如何融入寻常生活。”

“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。”

闻哲转身看向众人，语气恳切，“这句千古名，放到今天，就是要我们既守得住历史的‘骨’，又护得住民生的‘肉’。如果只修书院，丢了老街，那文脉就成了无源之水；如果只改老街，毁了格局，那民生就没了根脉。这就是我们‘修旧如旧、守脉续魂’的根本道理。呵呵，扯远了，王主席，我们还是归正传，您来给我说说长宁书院与书院街的历史吧。”

王伯石说：

“要说这两者的关系，得从北宋景祐年间说起。当年周元诚知府倡建长宁书院，最初只是几间讲学的茅庐，可架不住先生学识渊博，各地学子纷至沓来。学子们要吃饭住宿，周边就渐渐有了农户摆摊卖粮、猎户售卖山货，这便是书院街的雏形。”

“到了明代永乐年间，书院重修扩建，‘一贯坊’就是那时立的。随着书院声名日盛，街上的铺子也越来越规整,有卖笔墨纸砚的文房店，有供学子寄宿的客栈，还有专做素食的斋馆，甚至连修补古籍的匠人都开了铺子。当时的县志里写着‘书院之侧，街衢纵横，书声与市声相闻’，这便是最鲜活的写照。”

“就说魏主任本家兄弟的‘敬仁书店’，”王伯石抬眼看向魏敬武，笑着补充，

“道光年间的《长宁商户名录》里就有记载，那时叫‘敬文堂’，老板正是魏家先祖。因为靠近书院，专做线装书生意，还为贫寒学子提供免费借阅，当年书院的山长还亲笔题了‘传薪’的匾额，可惜抗战时丢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