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老听得非常仔细,偶尔会插话问一两个关键问题，比如“对方要价会多高？”“如果这条路走不通，我们自己的备份方案有多大把握？”

聂老则更关注技术细节和军工生产的现实困难。

面对两位老人的询问，赵振国和王新军尽可能依据已有资料和扎实的调研给出回答，对于不确定的，也坦诚相告。

汇报结束后，邓老没有立刻表态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对聂老说：

“我看这个思路，可以探讨。胆子可以再大一点，步子要稳一点。总不能因为怕噎着，就不吃饭了嘛。”

聂老也微微颔首：“技术上的事，要尊重科学规律。既然看到了差距，就要想办法追。你们回去，把方案做得再扎实些，尤其是自力更生这部分，是根本。”

虽然没有得到立即的、拍板式的批准，但两位领导人的态度无疑是积极和开放的，也让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分，领导给了探索的空间，但如果拿不出真正有说服力、可操作的成果，那便是辜负了这份信任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赵振国和王新军几乎是以研究所为家，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计划细化工作。

论证会常常从清晨开到深夜。会议室里，烟雾缭绕，汗味混合着茶水的涩味，黑板被写得密密麻麻，又被反复擦去。争论是家常便饭，而且异常激烈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条战线——通过港岛渠道进行联络的工作，也在紧张而隐秘地推进。

赵振国通过周爵士、大哥赵振兴、黄罗拔，以及一些可靠的外贸渠道，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和筛选可能的人脉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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